□ 謝萍

近年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數量持續(xù)增多。刑事涉案財物事實與定罪量刑事實相互交織，籠統(tǒng)的證明機制難以有效應對刑事涉案財物事實的復雜性。對刑事涉案財物的認定與處置，關系定罪量刑的準確性和追贓挽損的實際成效。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尚未對刑事涉案財物的證明機制作出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存在多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以是否影響定罪量刑作為區(qū)分依據，當涉案財物關系犯罪構成或量刑檔次時，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刑事證明標準；當僅涉及退賠退贓的權屬分配時，適用“高度蓋然性”的民事證明標準。另一種觀點基于公訴機關的取證優(yōu)勢，建議確立介于刑事證明標準與民事證明標準之間的中間標準。還有一種觀點嘗試從刑事沒收的特別程序中探尋依據，主張參照“高度可能性”的表述確立相應的證明標準。涉案財物證明標準的分歧嚴重制約了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性，因此，探索建立分層且與訴訟階段相適應的刑事涉案財物證明機制勢在必行。

刑事涉案財物證明標準的規(guī)范演進

我國刑事涉案財物的證明標準正經歷從依附于定罪量刑，向探索更為精細的判斷規(guī)則的演進過程，呈現因程序類型而有所差異的特點。普通程序的個別條款關注涉案財物的爭議問題，但作為初步回應，尚未構建明確且可操作的證明標準體系。特別程序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證明標準進行積極探索，為證明標準的完善奠定基礎。

一、普通程序中證明標準的演進

在普通程序中，涉案財物證明標準長期缺乏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對定罪量刑事實的證明標準表述為“證據確實、充分”?！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2021年《刑訴法解釋》）第二百七十九條規(guī)定：“案外人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提出權屬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聽取案外人的意見；必要時，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經審查，不能確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屬于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的，不得沒收?！痹撘?guī)定不僅明確了法庭對財物權屬的審查和案外人的異議權，而且通過“不能確認……的，不得沒收”的規(guī)定，為普通程序中定罪標準與涉案財物認定標準的區(qū)分提供了解釋空間，為涉案財物處置的司法實踐奠定了基礎。

二、特別程序對證明標準的探索

在特別程序中，為應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等特殊情形下追繳違法所得的現實需求，2012年刑事訴訟法增設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體現了程序正義前提下實體正義與效率價值的兼顧。2021年《刑訴法解釋》第六百二十一條規(guī)定：“申請沒收的財產具有高度可能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應當認定為前款規(guī)定的‘申請沒收的財產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痹摋l引入的“高度可能性”證明標準在語義層級和證明強度方面均區(qū)別于普通刑事訴訟證明中的“排除合理懷疑”標準，體現了基于訴訟構造變化、舉證困難等情況下對證明標準作出的合理調適。

不同證明標準的法理基礎與價值權衡

在刑事涉案財物的認定中，證明標準的選擇不僅關乎事實查明，更牽涉訴訟目的與價值權衡。為厘清其內在邏輯，從學理分野與法理平衡兩個層面展開分析，揭示不同證明標準背后的制度理性與深層考量。

一、不同證明標準的學理分野

在學理層面，“證據確實、充分”以“排除合理懷疑”為內在要求，適用于定罪量刑相關的事實認定。其目的在于以最高程度的確定性，限制國家刑罰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不當干預，體現刑事訴訟中最嚴格的證明標準。而“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強調事實存在的“高度可能性”，廣泛適用于民事訴訟程序，亦延伸至利害關系人就涉案財物提出權屬爭議的情形。此類場景中，尊重民事權利認定的內在邏輯，適用“高度蓋然性”標準更利于保障利害關系人合法財產權。

二、多元訴訟目的的法理平衡

在法理層面，刑事涉案財物證明標準的分化，體現了刑事訴訟在多元價值之間尋求平衡的內在要求?！白C據確實、充分”的法理基礎，基于對被告人生命、自由權利等不可恢復的特殊考慮而確立，根植于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嚴格保障。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的特殊情形下，對證明強度作出合理且適度的調整，體現程序正義在現實情況中的必要彈性。在利害關系人對涉案財物提出權屬異議的情形中，本質上是擬接收涉案財物的被害人與利害關系人兩個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刑事訴訟所保護的法益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而民事權屬糾紛則多涉及財產性權益，二者在價值位階與保護方式上存在差異。正因如此，證明標準的選擇并非純粹的技術性安排，而是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和維護財產秩序等訴訟目的的綜合權衡。

案外人異議下分層證明標準的具體構建

在刑事涉案財物處置中，當利害關系人提出權屬異議時，既要兼顧刑事追贓挽損，又要保護合法的民事財產權益。為妥善解決此類問題，有必要構建分層次的證明標準體系。依據證明對象的差異，將涉案財物認定區(qū)分為“性質認定”與“權屬認定”兩個維度，并據此配置差異化的證明標準。

一、性質認定：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刑事標準

對刑事涉案財物“涉贓”性質的認定，關系定罪量刑，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guī)定的“證據確實、充分”標準，并由公訴機關承擔證明責任。具體而言，當利害關系人對作為犯罪工具的涉案財物主張權利并提出購買憑證、支付記錄等系列證據證明其權屬，從而形成合理懷疑時，公訴機關通過補充舉證、重新核查證據鏈或必要時啟動補充偵查等方式履行證明責任，以排除合理懷疑。例如，張三在實施盜竊時使用的撬棍，若李四主張該撬棍為其所有，并提供不在案發(fā)現場的證據，對該撬棍作為犯罪工具形成合理懷疑。同樣，在涉案財物本身的價值數額作為構成犯罪或升格量刑關鍵因素的情形下。例如，張三詐騙李四4萬元，而當地詐騙罪“數額較大”的認定標準為3萬元，對“涉贓”性質的認定亦應嚴格遵循“證據確實、充分”標準，因為利害關系人提出的有效異議可能直接影響入罪條件的成立。

二、權屬認定：以“高度蓋然性”為基準的民事標準

在涉案財物的“涉贓”爭議已確定排除，僅在退賠階段出現多個主體主張權利時，基于糾紛的民事屬性，應適用“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由各方案外人就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張三盜竊金飾，將涉案財物返還金店時，若案外人王五主張對該金飾享有所有權，則王五與金店之間形成民事權屬爭議。在此情況下，王五適用的證明標準為民事訴訟中的“高度蓋然性”標準，訴訟構造也相應轉為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法院居中裁判的民事訴訟模式。這種安排尊重了民事權利認定的內在邏輯，高效、合理地確定財產返還對象，保護利害關系人的合法財產權益。

三、復合爭議：分層分階段的動態(tài)證明體系

實踐中更為復雜的是性質與權屬交織的復合型爭議。例如，在開設賭場案中，利害關系人李四主張被凍結的賬戶資金系其合法所得。對此，宜采用分層分階段的動態(tài)證明程序：第一階段，由公訴機關對財物屬于“違法所得”承擔證明責任，并需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第二階段，利害關系人李四提出證據使法官對財物的“涉贓性”產生合理懷疑；第三階段，證明責任再次回到公訴機關，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證據以排除此合理懷疑。上述動態(tài)證明體系既確保了刑事證明的嚴謹性，也為利害關系人提供了有效的財產權利救濟途徑。

（作者單位：山東省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